幾日前，希拉里-克林頓2016年競選團隊律師薩斯曼（Michael Sussmann）在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被無罪釋放；而前總統川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從法院聽證離開後不久卻遭到了FBI逮捕和拘留。
目前任倫敦政策研究中心和克萊蒙特研究院（Claremont Institute）研究員的魏恩加滕說，美國人應該記住這個像分鏡頭一樣的景象。“（上述兩件事情）它傳達了一個明確無誤的信息：我們（司法部門）可以隨時隨地、以我們選擇的任何理由來抓捕你，而你甚至不能動到我們（司法部門）的任何一個人。”
“當他們在法庭上實現不了其目的時，他們會在國會上污衊你的整個政治運動是恐怖行為。他們會再次追捕挑選出來的代表以及他的同事、盟友，以及與你們關係最密切的活動家。這有點像你們將面對的陪審團。”魏恩加滕寫道。
魏恩加滕以2020年的總統大選來舉例說明：“相反，如果任何與你有關聯的人以任何方式發難。比如說，在一次選舉中，不是立法機構的人卻臨時改變了（選舉）規則；在一次選舉中，這些改變的規則為欺詐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由於其性質為遠程投票（如大規模郵寄選票），（所以）難以進行審計；全國最有實力的一些機構串通起來“強化”他們要推出的人的選舉；全國沒有一個法院會根據案情（merit）來審理這些選舉訴訟——因為有關選舉的爭議恐被視為恐怖分子的叛亂。”
魏恩加滕還以1月6日國會山事件為例來說明左派的抹黑：“（左派）因為一小部分人（抗議人士）的壞行為而對數以萬計的和平者進行普遍譴責，並用其來抹黑整個運動。民主黨的敘述是欺詐性的：唯一的死亡者是在假定的恐怖分子中發現的。左派在這一點上撒謊，而且不會公布數千小時的錄像來說明發生了什麼。”
“他們會把一些‘叛亂分子’、甚至那些被打上莫須有的非法入侵指控的人，在監獄裡一關就是幾個月，讓他們的生活變成地獄。他們會向類似的法官爭辯說，具有錯誤政治思想的美國人會危害社會，要求將他們關在監獄裡。”
而當左派面對“黑命貴”（BLM）運動和“安提法”（AntiFa）運動時，“當他們的盟友燒毀城市時，他們會集體釋放他們。如果他們絕對不可避免入獄，（左派）會確保將他們的刑期降到最低。”
作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分析和推演：“該調查（針對保守派人士的）可能是違反憲法的，也將打破他們自己的規則。它將以左派所擁有的最令人敬畏和膽寒的權力來虐待目標，並尋求打垮他們、使其破產，而這些目標人物對此將無能為力。這個過程，至少會是懲罰。如果他們拒絕自我認罰，掌權者就會派他們在執法部門的朋友來追究其刑事責任。他們會破壞行政特權，並在這個過程中破壞一大批規範，同時聲稱我們在為他們辯護。”
“然後，他們會在全社會範圍內開展一場對錯誤思想的戰爭，旨在對任何敢於持有你的觀點的人進行抹黑和毒害，審查他們，把他們趕出公共生活，並威脅要把他們也當作恐怖分子。他們將開始建立一個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信用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你的每一個錯誤思想都可以被用來對付你。”“而如果你質疑統治階層的權威或其統治的合法性，那麼，他們有一個國內反恐計畫。你看，這就是我們的‘民主’。”
魏恩加滕在文章的最後發問：“當你的每一個機構都被當作武器來對付你時，你會怎麼做？當有一個兩級的、沒有公正的司法系統的時候，你會怎麼做？當你認為我們擁有的制度的所有基礎都被侵蝕時，你該怎麼辦？”
魏恩加滕認為，是時候讓選票來彰顯民意了，“這些是那些求得我們選票的人必須回答的問題。如果他們不能或不願意這樣做——如果他們甚至拒絕承認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所面臨的猖獗的不公正現象的規模和嚴重性——他們根本不適合做民選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