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道夫是一位流行病專家和生物統計學家，在過去20年中致力於檢測和監測傳染病的爆發，並從事疫苗安全工作。他研發的檢測方法在幾乎美國各州的衛生部門及疾控中心的數百人被廣泛使用。而且，他所研發的監測新疫苗對接種者引發作用的試劑在全球獲得推廣。
庫爾道夫曾是食藥管理局藥物安全和風險管理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和疾控中心的顧問，於2003年開始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工作。他先是擔任人口醫學副教授，隨後擔任醫學教授。但去年11月，在推出《大巴靈頓宣言》（The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後，他離開了哈佛大學。他在推特上推文道：“基金機構、大媒體老闆、大學校長和系主任，都認為他們說的是對的，但是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庫爾道夫表示，對於大流行病應該通過活躍的討論來找尋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然而，在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由於某種原因，一旦官方的說法被確立，就無權質疑。而這對於大流行病及控疫都是非常不利的。”
他還表示，他在2020年3月中共病毒疫情爆發初期就試圖告知民眾，該病毒對不同年齡段人的致死率差別非常大，並希望在美國的醫學雜誌和主流媒體上發表表達類似觀點的文章，但是卻遭到抵制。
2020年10月，他與牛津大學的流行病專家古普塔（Sunetra Gupta）和斯坦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巴塔查亞（Jay Bhattacharya）一起 發表了《大巴靈頓宣言》。該宣言反對出台一刀切的禁令，並建議允許那些染疫後死亡風險比較小的人正常生活，以便人們能夠通過自然染疫體內形成天然免疫力。與此同時，政府應更好地保護那些高風險者。
他說，這種觀點符合傳統的公共衛生學的看法，認為沒有必要由於疫情關閉學校和小企業，或強行要求公眾戴口罩或隔離健康的人。當時有數千人簽署了該宣言。
庫爾道夫談到，他們的宣言是希望告知普通民眾，人們的直覺是對的。各國出台的中共病毒疫情禁令並非是根據公共衛生學制定的，“因此，當你們反對這些禁令時，你是有堅實的科學依據的。關鍵是，要打破那種認為這些禁令是學術界達成的共識的偽裝，因為學術界其實沒有就此達成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