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將軍小傳
大衛·史迪威將軍曾任川普政府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生長在美國加州的他1987年畢業於美國空軍學院，次年在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獲得亞洲研究和中文碩士學位。
史迪威在美國空軍服役35年，1980年入伍成為韓國語言學家，2015年以准將軍銜退役，曾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亞洲顧問。在服役期間，他曾在擔任過語言學家、戰鬥機飛行員和指揮官；在2011～2013年擔任美國駐中國北京大使館國防專員；之後2017～2019年在夏威夷美國印太司令部擔任中國戰略焦點小組主任，於2019年進入美國國務院。他於2015年被美國國防部授予高級服務獎，能說流利的漢語、韓語和一些日語。
（接上文：【專訪一】會講中文的將軍史迪威: 中國和美國的相同與不同）
八九“六四”後美國的對華政策 – 2017年的重大轉折
在上一集結尾，史迪威將軍談到，在30多年裡，他一直認為中國可能在中共的統治之下還不錯。但是大約在2017年左右，有了一個非常大的轉折，對中共的看法完全不同了。
辛恬：史迪威將軍的這種轉變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會有這么一個大的轉變？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經歷。
史迪威：對於八九年“六四”中共對民主運動的鎮壓，美國和國際社會都作出了反應，美國一開始說要實施制裁、批評中共的鎮壓，但很快就變了，說讓我們還是回到建立友好關係的狀態。我當時不在國務院工作，不想對當時美國政府的決定多說什麼，但這不是美國的一個好的反應。當時，美國政府太急於表示要給中共政府機會。就這樣過了40年，最終在2017年的時候，美國政府才意識到，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了，一定要改變對華政策，改變做法。
辛恬：根據您對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了解，中共對美國當時的態度會如何解讀？
史迪威：中共把這看作是美國的弱點。雖然美國政府認為這是為中國考慮、呈現大度、以維持良好關係；但中共認為這是美國人害怕中方會有強烈反應，或者是美國政府自己內部有什麼弱點，怕中共方面會對他們做什麼。
在外交領域，“交易性”（transactional）是一個不好的詞，“對等”（reciprocity）也是一個不好的詞，因為當對方打你一拳，你本能的反應是踢他一腳，作為應對。在外交領域裡，外交官不喜歡這麼做，尤其是美國的外交官，他們喜歡的方式是：雖然你打了我一拳，我給你遞上一杯紅酒，好聲好氣地跟你解釋，你打我一拳不是個好做法哦，我也不喜歡互相對打的方式，最好雙方的行為都能像超級大國那樣體面。
但是後來我們意識到，只有讓中共明白我們已經受夠了，不會再那麼軟弱下去了，因此我們就不得不採取這種方式，要求互相交易對等，也就是川普政府對華政策方面採取的策略。
川普新政成為實現對華重大改變的時機
辛恬：2017年美國對華政策發生巨變，當時促發的最重要因素是什麼？
史迪威：2017年奧巴馬政府期間，我已經在國防部，是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亞洲顧問，是一星將軍。當時美國政府里的人都已經知道中共是怎麼回事，也明白美國一直以來的對華政策不靈，但是大家不知道該怎麼做、怎麼改變，因為要改變就必須是非常巨大的改變，不論是政策、言論、還是思路想法。
但當時奧巴馬政府的基本思路希望還是維持兩國關係友好平和，主要的理由是環保方面的合作。這可以說得過去，但你不能因小失大，為這麼小的一個方面而犧牲美國國家安全。但當時奧巴馬政府想要兩全其美。比如，2001年南海發生事故，美國飛機被中共政府擊落，二十人死亡。就像現在對待臺灣，中共用裝有四顆導彈的戰鬥機去攔截臺灣飛機，很容易擦槍走火，造成事故。通常來說，去攔截的飛機上不應該帶有導彈。
川普上台後，整個換了一班新的人馬，大家感覺到是實施全新的國家安全策略的好時機，大家都很興奮。因為克林頓時期，他同意中國進入了WTO，當時中國政府承諾要轉型適應西方自由貿易、遵守法律、誠實公平等等，當然他們並沒有做到。美國花了20年才意識到。而川普是個生意人，他就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了。
川普認為：我們不能再這麼繼續下去了。用他的話講，中共的行為，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最大的敲詐勒索，數十億美元，通過盜竊知識產權、不公平貿易等等等等，所有這些，對川普新政來說正是做大改變的時機。
前美國政府對華決策的牽制因素
辛恬：以前的幾屆美國總統和政府之所以沒有採取行動和改變，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做好？還是因為有其它牽制他們的因素？
史迪威：我相信兩者都有。一方面是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不夠了解。比如我的前任，奧巴馬政府的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對中共沒有太深的了解，一般情況下問題不大，因為這個職位處理的是亞太事務。但是，當亞太地區最大的威脅是中共的時候，那麼擔當這個職位的人了解中文、在中國生活過多年、有跟中共打交道的豐富經驗，就變得很重要了。
現在拜登政府接替我職位的亞太助理國務卿丹尼爾·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就有這些方面的經驗，我倆曾經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一起共過事，而克里滕布林克的中文比我還好些，也曾在越南河內擔任大使，因此做現在這個工作很合適。不過，我的前任就沒有這些資質和經驗。
從對華政策上來講，就像我之前說的，要從交易對等性做起，如果中共政府只允許一個美國記者進駐，那麼美國也應只允許一個中國記者進來；一個外交官對一個外交官，如此來重新建立對等的兩國關係。
因為中共政府一向是承諾了什麼，但一定不會做到，你絕對很難讓中共實踐它所承諾的東西，因為它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信譽，他們可以輕易地撕毀合約，因為它從來就不把合約當回事。但是，你如果是一個超級大國的時候，你就必須當回事的，如果你不守信用，你的信譽和合法性就成問題。我知道我的繼任人了解這一點，我希望白宮也了解這一點。
我如何明白：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回事
史迪威：因為我曾經生活在中國，而且不只是待在北京，要到各地旅行走動。就像很多美國人並不知道：北京是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的。要真正了解中國，就要到大陸各地去看、去了解。
我曾經去與朝鮮接壤的長白村，在那裡學到了很多；也曾經去雲南多次，在與緬甸接壤的邊境造訪美國二戰時期的駐華武官、美軍司令及蔣介石的盟軍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當時在那裡建的橋樑⋯⋯
那些經歷對我來說受益匪淺，那時候我明白了：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回事，永遠不要把兩者混同一談。
假如中共允許讓中國人民投票選舉，如果中國人民對於政府運作能做主的話，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中共不會。
後來我去五角大樓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亞洲顧問，就有更多機會接觸中國事務，那時有很多需要與中共談判的機會，我從中也學會了如何與中共談判，那就是“不信任、並且要驗證”，這也是蓬佩奧國務卿的名言，當時川普政府國務卿對中共的一種看法。
對於中共這麼一個專制獨裁政權，就是需要這麼做——你承諾了要做什麼，如果你不做到話，就要承擔相應的後果。還記得2019年5月的中美貿易談判、關稅問題，中共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達成一項協議，是一項不錯的協議，裡面包含了驗證中共政府的條款。劉鶴回到北京試圖說服習近平，但是最終他不同意。劉鶴不得不回來跟美方繼續談。可見，在跟中共談判打交道時，這是司空見慣的。但我希望不會一直這樣下去，因為如果這麼下去的話，政府合法性就存在危機。一個大國的所作所為，就應該像一個大國。
身為美國人 如何被洗腦宣傳蒙在鼓裡？
辛恬：其實您對中共的看法30多年來都還挺正面的，一直到前幾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什麼？
史迪威：在上期節目裡談到，12歲的時候，媽媽帶回來一本書，作者是《史迪威和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以美國二戰時期的駐華武官、美軍司令及蔣介石的盟軍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的生平為線索，包括他從1935年到1944年在中國的經歷，講述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華國民政府面臨日本侵略和共產黨的雙重攻擊的動蕩歷史。
但其實那位作者史迪威將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看法不太正面，稱他為“花生”等綽號。書中對中共沒有多少着墨，大致上還挺正面的。因此看完那本書，我的印象是：蔣介石領導下國民黨挺腐敗的；中國共產黨可能更好一點。
幾年後，我閱讀了第二本關於中國的書，就是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臺灣的翻譯是《西行漫記》，這位作者吸收了中共的宣傳，在書中只描述有關中共好的一面。當時18歲的我頭腦里沒有提出任何疑問，也沒有懷疑作者會故意誤導，就覺得：打倒那些富豪劣紳、把土地分給窮人，“哇，那不錯啊”。
現在我能理解為什麼很多人會被宣傳媒體洗腦，因為就像小說一樣，寫出來就是為了說服你的，但它並不把完整的信息和真實故事告訴你。因此，抱着對中共的好感一直走過30年，覺得或許共產主義體制能成功、或許共產黨人是講道理的、是可以跟他們合作的。
一直到2018年我去臺灣，才一下子明白過來。所以是前幾年的變化，是的，因為之前我一直被有意針對人洗腦的宣傳蒙在鼓裡。
為何去台灣顛覆了對中共的認識？
辛恬：為什麼您去臺灣就一下子明白過來了？
史迪威：因為在臺灣大多數人都說國語，我可以很輕鬆地溝通，文化也類似，當我走出臺灣的酒店門口，感受到空氣非常清新、民眾特別友善，沒有共產黨體制下的那種嚴苛的氣氛，我不會因為說了句不該說的話、或者去了不該去的地方，而擔心被抓起來。
我在台北住的酒店外有一個森林公園，我早上去晨跑，看到旁邊有一個天主教教堂，虔誠的教徒們進進出出。不像在中國，教堂、教徒並沒是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在台北看到和感受到的東西，對我產生深刻印象，它們是真實的、合法合理的。我只希望中國人也能夠同樣享有這些益處。
抱著美好的願望而去 帶著“絕望”的心情離開
史迪威：作為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我們去那裡都抱着強烈的願望，希望改善美中兩國關係，因為能夠互相合作一定比其它方式要遠遠來得更好。所以我們都希望如此、分享好的東西。但在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們們心裡都知道，沒有辦法，這是不可能的。
辛恬：您能舉個例子嗎？
史迪威：作為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官員，我們受到的待遇遠遠比不上美國對來到華盛頓DC的中國大使館官員。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外面圍了多層籬笆關卡，中共的理由是怕中國人跑進去尋求庇護。但本來作為美國人在大使館，等於是回到了自己的領土，卻要經歷這種不尊重的待遇和騷擾。而在DC的中國大使館，你看到有任何籬笆關卡嗎？沒有。
另外，當時作為國防部專員，我永遠無法與中共政府的對等官員直接聯絡；而中共政府國防部的人，卻可以隨意拿起電話找美國五角大樓上下各個官員。
我在美國政府就職時，常常為了一個四小時的會議，帶個背包從DC飛到北京，下了飛機拿出西裝換上，會議結束就飛回來。因為我覺得開會是跟對方見面的最好機會。
從駐華大使館回國後，我還是經常去中國，看那裡的情形有沒有什麼變化。不幸的是，情況沒有好轉，反而惡化了。
對華裔美國同胞的期待和懇求
辛恬：您想對美國華人說些什麼？
史迪威：發出你的聲音，不要自我審查言論，如果你看到什麼不對的，就要說出來。澳洲作家克萊夫-漢密爾頓教授2018年出版了一本書：《無聲的入侵 – 中共在澳大利亞的影響》，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在澳大利亞政治和公民社會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那本書開宗明義：本書不是對中國人民的批評，事實上能夠揭露出這些事實，是因為在澳洲的華人珍惜民主自由的價值，他們看到中共的所作所為，而他們自己不希望成為其中一員, 於是他們把真相揭露出來，因為他們首當其衝看清了這些，而對於沒有經歷過共產主義社會的澳洲人來說，他們不容易看清。
因此我想對華裔美國同胞說，如果你們看到了中共在這裡做的不對的所為，就請說出來，因為我們都希望能保存和維護我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夠成為解決這種問題的參與者，懇求大家都成為“解決方案”（solution）的一部分，就像“希望之聲”媒體現在所做的，這對保存維護我們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至關重要的。
（未完待續，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