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將軍小傳
大衛·史迪威將軍曾任川普政府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生長在美國加州的他1987年畢業於美國空軍學院，並於次年在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獲得亞洲研究和中文碩士學位。
史迪威在美國空軍服役35年，1980年入伍成為韓國語言學家，2015年以准將軍銜退役，曾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亞洲顧問。在服役期間，他曾在擔任過語言學家、戰鬥機飛行員和指揮官；在2011～2013年擔任美國駐中國北京大使館國防專員；之後2017～2019年在夏威夷美國印太司令部擔任中國戰略焦點小組主任，於2019年進入美國國務院。他於2015年被美國國防部授予高級服務獎，能說流利的漢語、韓語和一些日語。
語言天賦帶來了長年派駐亞洲的機會
史迪威：我生長在南加州洛杉磯一個不怎麼好的社區，當時因家境清寒沒有工作、家裡經濟條件不允許我上大學，於是我就去參軍了。在美國，參軍是一個能幫助擺脫困境的一個非常可行和重要的方式。我加入了空軍，學習飛機機械，當時想要成為修飛機的機械師。
但在個人能力測試時，發現我的語言能力很強，所以就被送到北加州蒙特利爾(Monterey)國防語言學院外語中心進修，學的是韓語 – 為什麼是韓語？因為當時中文已經招滿學生了。後來意識到學韓語對我後來學習中文是很好的入門，因為韓語里有很多漢字，教授逼着我們學很多正體漢字，不是簡體字。學了正體字之後再學簡體字就容易多了。
後來去上空軍學院，就學習了中文和日文。畢業後被派往韓國兩次、日本兩次，總共在那裡度過了六年。再後來被派到中國北京擔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國防專員。我感到很幸運，總共在空軍服務30多年，很多時間都待在亞洲，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十二歲時中國就吸引了我
辛恬：對於中國和亞洲的興趣，純粹是因為生活工作的需求，還是有其它原因？
史迪威：我對中國一直有着自然本能的興趣。記得在1973年12歲的時候，媽媽帶回來一本書，作者是《史迪威和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1971年出版，榮獲1972年普利策普通非小說獎。這本書以美國二戰時期的駐華武官、美軍司令及蔣介石的盟軍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的生平為線索，包括他從1935年到1944年在中國的經歷，探討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華國民政府面臨日本侵略和共產黨的雙重攻擊的動蕩歷史。這本書在我看來，講述的是中國近代史和美國與中國的盟友關係。我一直想告訴中國朋友們：美國和中國從那時起很長時間都是盟友關係。
因此在小小年紀時，中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後來去夏威夷大學讀研究生，進一步專修中文。1988年去北京民族學院讀了一個夏天，跟中國學生一樣住在宿舍里。那段經歷很重要，得以看到1989年“六四”之前的北京。
在北京民族學院很有趣的經歷是在“英語角”，我常在那裡幫中國學生糾正英語發音，自己也可以提升中文。因為那裡挺好玩，能跟中國學生互動，就儘量多去。當時我發現一個很有趣也感到奇怪的現象：中國大學生們的很多問題都是圍繞着民主的，比如民主到底是如何運作的？誰是托馬斯·傑弗遜？美國的選舉是怎麼回事？中國大學生們對這些非常感興趣，覺得或許中國也可以學習美國走上民主道路。
中共的“六四”極端反應 表明中國短期內不會有重大變化
史迪威：1989年，當我在亞利桑那接受飛行培訓的時候，看到了發生在天安門的“六四”慘案，自己認識的一些中國同學受傷甚至被殺害，只是因為他們要求一個民主政府。這讓人感到很悲傷。到現在在中國都不能談論“六四”，有些中國人把“六四”叫做“5月35日”，非常有創意。
整個“六四”事件對我有很大啟示，在那之後我意識到，中國不會在短期內發生重大變化。為什麼？因為中共對人民要求民主的極端反應。記得當時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中共政府不讓他經過長安街看到滿街的學生抗議，覺得尷尬丟臉、甚至擔憂。因為當時戈爾巴喬夫正在要把蘇聯轉型到民主體制，中共害怕這會影響到其政權的合法性。所有這些事情疊加在一起，讓我意識到，中共沒有那個能力、它自己都不認為自己有能力讓中國變得更自由一點，變得真正的“百花齊放”，而是拚命加強已經非常糟糕的共產黨強權理念。
中國和美國之間唯一的不同是各自政府的不同
史迪威：之前我的一位好朋友曾經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評價：中國和美國大體上是一樣的，國家、人民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位好朋友是我2011～2013年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擔任國防專員時，那位朋友擔任公關。
從地理和地圖來看，中國和美國幾乎一樣，只是在地球的不同半球上；在語言、語法等方面也很類似；從文化上來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在工作之餘，我會到郊區或不同的省份去走走看看，跟當地中國人交流覺得挺容易的，和他們很談得來，互相之間比較容易分享想法和溝通交流。
記得有一年冬天在瀋陽，天氣很冷，走在街上碰到一群人在踢毽球，被他們招呼我就加入了進去，大家都玩得很開心，每次輪到我踢的時候，不管踢得怎樣，大家都喊“好球！” 所以，我覺得在文化等很多方面，兩個國家都是相似的。唯一和顯然的不同是我們的政府。
中共政府不是傳統的中國政府
史迪威：中國共產黨自稱自己是地球上的一個比較新現象，1921年建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每次有中國朋友這麼跟我講，並說美國是個沒有多長歷史的國家，我覺得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事實上美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希臘、埃及甚至是波斯。
因此我往往這樣回復中國朋友：你說得對，不過“新中國”到底有多少年歷史？大約70年？它並不是傳統的中國政府，而是來自歐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替代了中國擁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社會理念和結構，比如孔子的儒家思想等等。所以中共實際上是把一種外國的理念強加在了中國傳統文化之上。尤其是你去對比中國和臺灣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的運作不怎麼好，而臺灣更接近於傳統中國文化。
歷史和文化對美國的兩大影響：國家治理和人的塑造
辛恬：很有意思。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擁有五千年歷史，美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但您說美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久遠，數千年甚至更久，波斯有大約10萬年的歷史，那麼這樣的古代歷史和文化對美國這個國家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史迪威：很好的問題。這種影響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治理國家；另一部分是文化 –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如何塑造成為這樣的人。
關於治理國家，之前提到，“新中國”和美國可以說是地球上比較新的現象。美國建立於1776年，是非常獨特的一種民主實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這是從一個角度來看。另一個角度就是文化，美國的根 – 美國最開始是由歐洲人組成，帶來歐洲文藝復興的理念，它是根植於古羅馬、古希臘、甚至波斯文化，她們對於美國形成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文化有着重要的影響。
所以美國也是有着有跡可循的悠久歷史，只是不那麼直接，不是直接跟地理位置相關。
但講到這一點，美國又是一個移民國家，除了美國土著人，不管移民來多久，沒有誰可以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而這恰恰是美國立國的一個優勢之處。移民是我們美國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接受多樣化的理念、多元社會結構、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你愛怎麼做都行，只要你不會打擾到別人，不去犯法，就可以安心在美國生活。
而中國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當然周邊國家對它的文化有些許影響，比如泰國對雲南的傣族有一些影響，比如它的文化、食物等。但這種影響只是對中國周邊的省份地區。但在內陸中心地區，主要是漢族，對於外來文化不那麼容易接受或受到影響。當然對此可以有不同看法，可以辯論，但這是我對這方面的印象。
中共一直在佔美國開放體制系統的便宜
史迪威：這就得談談中共的統戰部和它的其它一些工作了，很不幸的是它在佔美國開放體制的便宜。為什麼這麼說？美國幾乎是開放給所有人或合法移民的。我在北京的時候，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非常努力地要給高達一百萬中國人美國簽證，實際上他做到了約一百五十萬人，可以來美國旅遊或移民。中國人對美國作出很大的貢獻，也成為美國體制的一部分。
但不幸的是，中共建立起統戰部，佔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如澳洲開放系統的便宜。中共把人安插在民主國家的重要崗位，包括學術界，如“百人會”，他們用錢收買知識分子和有創意創新的人，比如最近已經被判有罪的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查爾斯·李博（Charles Lieber），收了中共很多錢，把重要的研究信息提供給中方。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很封閉的國家，外國人很難進入，很難把真實的新聞信息傳遞給中國人，很難向他們解釋從《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上看到的信息，其實是不正確或者不全面的。
我們對比了開放社會系統與封閉社會系統的不同，封閉社會在短期內可以利用開放社會、可能會佔有優勢。我在國務院任職時，非常努力地在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美國的經驗教訓：教育必須加強批判性思維
辛恬：在對應中共佔民主開放體制的便宜方面，美國有什麼樣的經驗和教訓？
史迪威：當我離開國務院退休時，我獲得的經驗教訓是：美國必須改革我們的教育，因為教育太放鬆、太沒有方向了。我們的K-12年級的中小學教育必須要加強“批判性思維” – 這所說的“批判性思維”跟“批判種族理論（CRT）”是不一樣的，從對外政策及國內政策我們都必須加強這種“批判性思維”，因為現在的社交媒體，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傳播任何信息，除非你是很敏感很有警覺的人，否則你就可能會被引導相信任何東西。
例如我女兒在社交媒體早期開始流行時，在網上看到一個非洲軍閥帶着一幫童子軍的故事，後來發現那完全是一個騙局，是用來騙捐款的，但當時我女兒非常相信，想要做好事去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但她沒有用“批判性思維”去問自己那些到底是不是真的。現在在美國國內就是這種情況，如新聞媒體，同一個故事在兩個媒體的報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這是非常危險的。
或許從某個角度來說，北京給了美國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要教育我們的孩子、大學生甚至成年人，看任何新聞的時候要留個心眼。就像前國務卿蓬佩奧所說的，“不相信並驗證”，讀任何東西，都要問問自己，那是真的嗎？自己去做功課研究，看看那個故事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不是真的，以防別人只告訴你部分事實，而不是全部事實。你自己必須主動去發現真實。
這對於治理國家、對民主體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中國人民沒有權利投票，不管他們是不是很了解信息都一樣。但在美國，人們去投票前必須要了解很多信息和情況。但現在不是這樣，因為媒體誤導、信息不完全，導致兩級分化嚴重、黨派對立，但其實很多事情並不該如此。所以必須要改變這種情況。
中共現在也沒浪費這樣的機會，它在利用美國社會政治兩級化的現狀，進行分化。中共最喜歡看到並利用這種楔子。舉例說，韓國和日本之間有二戰遺留問題，中共是知道的，它就一方面提醒韓國，日本在二戰時期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另一方面又對日本說，韓國人太敏感、反應過度。造成的後果就是兩個國家的間隔越拉越大，更難以解決問題。
韓日兩國是美國在東北亞的關鍵盟友，美國希望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同時維持盟友的牢固。因此在川普政府期間，國務院就在決定如何去應對，結論就是對待中共美國的立場必須更加強硬，同時針對中共的一些弱點也要進行攻擊。其實中共有很多弱點，美國一向不太去利用其弱點，但是我提醒那些現在的國務院同僚，要重新考慮針對中共的方式。
在過去的30多年裡，我一直認為中國可能在中共的統治之下還不錯。但是大約在2017年左右，有了一個非常大的轉折，對中共的看法完全不同了。
辛恬：史迪威將軍的這種轉變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會有這么一個大的轉變？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他一直強調，尤其是在川普政府的時候，包括他在內的政府官員們都意識到，一定要把中共和中國人民、中國國家之間的區別分得非常清楚，因為美國不是針對中國人民的。他認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未完待續，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