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先是去問了DMV（加州車管局），DMV讓她自己拿車子去找妹妹的債主。但姐姐覺得自己哪兒有精力去找妹妹的債主幫她還債，再說這個舊車也值不了幾個錢，不知道怎麽辦好，就問了沈女士。沈女士知道希望之聲有捐車，就打了電話過來幫她問。……經曆了一番波折後，最終這輛車還是給賭場的警察拿去處理了。
車子的故事就是這樣了。接下來的故事也不是關於這對姐妹的，是關於沈女士的……
“我也每天做直播！”
沈女士說，她是看希望之聲的YouTube節目知道我們的，而她自己也在每天做直播。因爲最近剛好碰到兩位捐車人，聊天中都告訴我他們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雖然都是訂閱量還很小那種。所以我想是不是沈女士也是這樣，不過她是怎麽每天做直播的呢？
“我用手機微信跟國內的朋友通話，然後在旁邊用iPad把YouTube打開，給他們聽你們的節目。他們能聽到很多節目，江峰啊，章天亮啊，他們最喜歡的是老北京茶館。因爲現在國內翻牆會被抓，所以他們現在不敢翻。”
“現在國內翻牆有那麽嚴重嗎？”我問。
“已經有人被抓了。我本身原來在中國是做律師的，我的交際圈子都是公檢法口的，所以我對這些事情很了解。他們現在就是抓的很緊，你要是老翻牆的話，他就會請你去喝茶的。
我有個朋友就是做網絡安全的。他是那個地方的頭，他說現在管的非常嚴，只是想抓不想抓的問題，要是想抓的話，馬上就可以抓。
所以他們現在都不敢翻牆，他們跟我說：快點快點起來，趕緊把你的電話和iPad打開，我們趕緊聽點，讓我們知道點真事！我就趕緊給他們放，一個一個接著放，一直放到我上班。幾乎天天都是這樣。”
原來她是這麽個“每天做直播”法！
沈女士說她每天早上都“直播”差不多兩個小時，一般6點鍾起床，8點鍾放完。期間，她就一邊刷牙，洗臉，吃早飯，准備午飯……“除了我吹頭發聲音比較大，iPad不放跟前，其他時間都放我手邊。廣告我還得給它跳過去，要不廣告有時太長了。所以我每天早上起來都挺忙的。”
“是一個人聽你的直播，還是幾個人一塊聽？”我又問。
“沒准兒，有的時候是幾個人，有的時候就他一個人。他有朋友在家時，他就跟朋友說：來給你們聽點真東西，別整天光看《新聞聯播》，都變成傻子了。”
“疫情把世界經濟秩序全攪亂了”
沈女士說她公檢法口的朋友們，常囑咐她回中國時要小心這個、小心那個。沈女士在灣區的一家電動汽車公司工作。疫情前，她在美國和中國的時間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她常帶著美國的商人回去中國做生意。
她在國內的朋友們就跟她講：“談生意可以，不要談政治，這是原則。而且不能說（中共）政府任何不好，就是政府的這些弊端啊什麽東西，都不要講。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盡量不要說美國多麽多麽好。”
沈女士有時也會半開玩笑的回複朋友：“那我說什麽？說我們在美國，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然後還不願意回中國？”
沈女士說她的公司以前都是從中國進車，因爲汽車産業鏈主要在中國。“但是現在我們不敢進整車了，整車稅太高了，所以我們現在進的都是散件。
但是現在進散件也比較難，因爲中國的東西出不來，運費也太貴。疫情之前，我們運兩輛車一個集裝箱，40尺的貨櫃，也就是2000多美金。現在同樣的規格，花了9000多。
所以現在我們雖然車展賣了很多車，但是老闆開始發愁了，因爲賣多了不是什麽好事。因爲運費太高，成本太高，我們基本上就賺不到什麽錢了。如果它運費再高的話，可能還會虧本。”
她感歎，一個疫情把所有的世界經濟秩序全都攪亂了。“所以現在大家都不敢動。現在你去車行買新車，都沒有了。所以現在舊車價漲得很厲害。”
她說自己的車最近被撞了，本想買輛新車。但她老闆告訴她不要買，那個舊車先開著，別著急，別頂那個風。
“所以實際這個運費長起來之後，對所有的行業都有影響，對整個中國的經濟影響非常大。現在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基本上玩不成了。”
她說在中國碰到很多大老闆，都想和她的公司合作。“因爲跟外面合作的話，他們就有機會把錢挪到國外去。他們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想把錢往外挪。”
父親是中國第一代法官 故事可寫一本書
“實際大家都覺得國內那個環境太壓抑了。包括我爸爸，我爸爸1955年大學畢業，是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法官。”很自然的，沈女士接著就跟我聊到了她父親的故事。
她的父親在兩年前於94歲高齡去世了。去世前她跟爸爸聊天，因爲他倆是同一專業的，所以談的工作比較多。她問爸爸，“你這輩子辦了多少案子？”爸爸說，“我辦了很多案子，但是我自己下判決書的很少。”“那你都幹啥了？”“我盡幹申訴了，改那些文革的冤假錯案。經我手的案子，只要有一點點理由可以平反，我就會盡我最大的努力還給他們清白。”
爸爸跟她講過一個案子，當事人是一個志願軍的轉業兵。他負責哈爾濱一個幾萬人軸承廠的大喇叭。那天他因爲壞肚子，爬上樹後就沒能把樹上的大喇叭給修好。結果開會的時候大喇叭不響，他因此被定成了反革命，被抓了起來。老婆孩子也被趕回老家，後來老婆改嫁，家破人亡。爸爸很快給這個轉業兵平了反。通常法官辦完案，往下單位給補償的事情就不管了。但爸爸還繼續幫他讓單位給他解決了三個孩子的工作問題，並把孩子都轉回了城市戶口。後來這個轉業兵領著三個兒子，跑到爸爸辦公室給爸爸磕頭。
還有些類似的故事，是爸爸的同事後來當笑話給她講出來的。她說爸爸自己當年也差點被打成右派，但就是因爲一個特殊的案子，當地整個法院系統，只有爸爸一個人有才，需要用他寫判決書，才躲過了這一劫。爸爸也是那一代人中，全國可能是唯一一個沒有加入共産黨的法官了。
在70年代末時，沈女士的媽媽得了乳腺癌。那時她還是個十幾歲的個小學生，但是爸爸忙著平反，把家裏的重擔都放到了她身上，包括去給住院的媽媽送飯。當時她很生氣，很不理解爸爸怎麽能把她一個小孩當大人用。爸爸當時跟她說：“這些人啊都被折磨了這麽多年了，我早解放他們一年，他們就能早獲得新生。所以你多照顧照顧你媽，我盡量多做一些平反的事情。”她說多年後她回頭看，她才理解了爸爸當年爲什麽會這麽做。
“我爸爸的故事挺長的，我都可以給他寫一本書。但我實在是不願意撥這個傷疤。”
“你覺得爸爸對你的影響是什麽呢？”我問她。
“我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爸爸跟我有過一次長談，他跟我講過一句話，在我腦海裏一直印象很深。爸爸說：‘士兵是用槍在殺人，我們是用筆來決定人一生的走向。所以我們寫每一個字，都要慎重再慎重，不要製造冤假錯案。’我覺得受益，但是你在中國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做一個正直的人，沒有辦法。”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最後，我把話題又轉回了她每天做的直播上。“每天就一個或幾個人聽，你覺得這麽做值嗎？”
“我覺得是這樣子，這個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一個是他們可以去傳播，另外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知道外面的世界，和中國的官宣講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慢慢的他們會有分清是非的能力。
他們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事情，但是他們沒有渠道。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在海外的華人，都能像我這樣子，整天給他們做點直播的話，就把這些東西放給他們，星星之火也是可以燎原的！大家都一起做的話，我覺得就可以。”
